元代以前有关武当山的文献记载的探讨论文
武当山位于占均州境内，“敛万占之烟霞，归一元之造化”，历来为钟灵毓秀之地，自占系修仙学道之乡。元代武当高道刘道明所编《武当福地总真集》，是迄今所知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当山志。在此之前，武当山的修志活动虽难以确考，但有关武当山的文献记载已经出现，有些内容还比较具体，甚至很早就产生了像《武当志》和《武当山记》这样直接以武当或武当山命名的著述，为元代武当山志的正式编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遗憾的是，早期《武当志》和《武当山记》均已散佚，详情不得而知。。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，元代以前有关武当山的记载，最为集中者是北宋李鹰的《武当山赋并序》和南宋土象之的《舆地纪胜》卷八十五《均州》(按:为行文方便，以下简称《均州纪胜》)，余皆散见于其它相关著述，其中尤以地志、类书和道经居多。
汉代，武当山属南阳郡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南阳郡有武当县，但未言及武当山。另据《后汉书·朱乐何列传》记载，东汉末年武当山已有了隐士的活动。“时同郡赵康叔盛者，隐于武当山，清静不仕，以经传教授。穆时年五十，乃奉书称弟子。及康残，丧之如师。其尊德重道，为当时所服”。赵康和朱穆同为南阳郡人，前者“以经传教授”，后者“奉书称弟子”，这说明东汉末年的武当山在南阳郡内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随着道教的发展，武当山的名气开始增大，不仅入山修道者日众，有 ……此处隐藏6015个字……名反倒后来居上。至于慧析诵莲一变而为隐者俞惠析诵经，则佛教痕迹遂荡然无存。从土象之的《均州纪胜》到刘道明的《武当福地总真集》，有关武当山的叙述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，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元代武当山的道教化进程已基木完成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南宋嘉定年间武当山的道教化步伐虽已逐渐加快，但去佛教化的努力还有待继续深入。
随着武当山逐渐成为真武信仰的中心，南宋以来的笔记小说也开始附和道经的宣传，鼓吹武当山的灵应。张端义《贵耳集》即云:“均州武当山，真武上升之地，其灵应如响。”经过这种反复的渲染，武当山灵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，朝山进香活动也渐趋频繁，经常见诸相关载籍。洪迈夷坚志尸武当真武祠”条就载有参知政事土炎祷雨武当山事:
乾道六年，土炎公明以参知政事宣抚四川，道出襄阳，闻蜀中久旱，欲迂路过武当，亲祷真武祠殿。此念一起，是夜梦真君至，言及旱灾，日:“知蒙异眷，当便为料理。”且语且笑，词色甚温，熟视而退。土才觉，索日记书其事，遂决此行。以七月九日到祠下，焚香敬渴。揭帐瞻圣容，宛与梦中者不少异。一金蛇出现，盘旋于几案著间，忽尔屏迹。道士云:“常人愿见此蛇而不可得，若出，必有梦感。”土辞去。前涟及金州上庸县境，日一雨王降。次于洋州少驻，四路继申行府，云皆得雨。
根据洪迈的记载可知，南宋时期的武当山不仅建有真武祠，祠内圣像神帐俱全，几案匕著齐备，而且还有专门的道士负责看管，这说明武当真武祠在当时的影响很大，香火还很旺盛，要不然大臣土炎也不会执意迂路前往。这些笔记小说的记载既丰富了武当山的历史文化内涵，也弥补了土象之《均州纪胜》的不足。随着武当山的道教化程度越来越深，编修山志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，时机已经成熟，条件已经具备，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当山志正呼之欲出。
